胡滨（1927-1996），原名胡福彩，江西清江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被分配到东北师范大学工作；1956年来山师任教；1987年调入青岛大学。在山师期间，曾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系中国近现代史学位点的创建者，带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于1981年成功获批国务院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88年获评山东省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89年获国务院、全国侨联授予的“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兼任山东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担任山东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学界，流传着“山师有三驾马车——刘、胡、安”的说法，“刘”指的是著名的世界史专家刘祚昌先生，“胡”指的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胡滨先生，“安”指的是著名的秦汉史专家安作璋先生。三位先生合力开创了山师历史系的学科基础，共同奠定了山师历史系在全国史学界的学术地位。

峥嵘岁月 崭露头角

胡滨，1927年1月出生于江西，父辈经营中药业。1928年，举家迁至湖南常德，先后就读于常德模范小学、长沙雅礼中学。1944年高中二年级时，考入湖南大学化学系。当时，日军侵入湖南，长沙等地相继陷落，胡滨随家人流亡，迁居重庆。国家危亡之际，不满18岁的胡滨弃学从戎，考入盟军在华对日作战译员训练班，投身于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他重返雅礼中学复读，于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50年，北大毕业后，胡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陈体强教授攻读中外关系史。那时，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基本教材，像《国际法》《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使用的都是英文原版。胡滨于1952年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

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前，胡滨抽空南下探望当时已在香港经商的双亲，汇报自己的学业，宽慰老人的念子之心。考虑到儿子业已成年，父亲便要留他在香港子承父业，或送他到国外深造几年，然后回来继承家业、共享天伦。然而，这时的胡滨已经深深爱上了他的专业，觉得中国近代历史有太多经验教训值得发掘与总结，并认定自己的事业在内地，便狠下心拒绝了双亲的再三挽留，毅然踏上了回归之路。

1952年秋，胡滨被分配到东北师大历史系工作。他紧跟新中国的前进脚步，积极投身于改造旧思想、学习新观念的各种活动中，甚至从零开始学习俄语，并发表了俄文翻译文章。他的文章相继在《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刊登，虽不到而立之年，他却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20世纪50年代，刚刚建立不久的山师历史系师资力量薄弱，请求东北师大支援。1956年8月，东北师大友好无私地把年轻有为的胡滨“贡献”给山师历史系。

1956年8月，胡滨来到山师历史系。踌躇满志的他，刚刚到校两个月就编写了《历史系函授专修班中国近代史学习方法指导》等资料。与此同时，他所著的《戊戌变法》也于1956年10月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57年10月，胡滨的《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在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刚刚到山师的胡滨，以其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学界大放异彩，也使山师中国近代史研究享誉学界。

1957年，胡滨被错划成“右派”，使其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折磨，以致他刚过而立之年，便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人世的艰辛，路途的坎坷，都没有消磨掉胡滨献身学术事业的信念。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并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夜晚则顽强地翻译《列强对华外交》一书，并悄悄地撰写《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这一专著。这两本书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于1959年和1964年出版。这两部著作代表了胡滨的两个重点研究方向：一是近代中外关系史，一是早期近代化史。这两个方向，直到今天还是山师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优势和特色。

“文革”后期，不甘就此沉沦的胡滨，乘机提出写一部《老沙皇侵华简史》。得到批准后，他组织起一部分师生，用1年多时间，于1970年写出《老沙皇侵华简史》初稿，经其统稿修订，最后油印成册。这是当时史学界在这一课题上取得的最早成果，只可惜当时学校正被迁往乡下，无人对联系出版一事感兴趣，致使这一成果不了了之。

沐浴春风 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许多身陷困厄的知识分子重新焕发了青春，胡滨坚定地认为报效国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于是，他拖着病体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他带研究生、组织编写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教科书、撰写科研论著、翻译当时尚为匮乏的外文资料……为新时期近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许多问题成了研究的“禁区”。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研究工作完全陷于停滞。对此，很多正直的史学家都感到非常痛心。“文革”一结束，胡滨立即联合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华书局的同仁，编写了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此书共六章，胡滨独撰两章，并承担了其他相关章节的修改任务。1977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文革”后史学界最早出版的高等院校历史教科书，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被国家教委推荐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后经多次修订，一直沿用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沉闷已久的学术界迎来了空前活跃的局面，胡滨的学术热情亦复燃了。他日夜攻读、辛勤耕耘，《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频频刊出他的论文，他还与李时岳合写了《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的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

改革开放之后，他意识到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方面中文资料的不足和研究者外语水平有限，但是如果不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许多问题就难以深入研究。于是，他在教学和撰写论著之余，广泛搜集外文资料，不断向中国近代史学界奉献出他的翻译成果。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了他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984年又出版了《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了他翻译的《北京的隐士》。1987年夏天，他从山师调到青岛大学任教，更是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用不到两年时间，从大量英国档案中选译出版74万字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一书。接着，他又组织主编了《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

胡滨由辛勤耕耘而获得的丰硕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杰出学者和一流翻译家的稳固地位。

才华横溢 睿见卓识

胡滨写得一手工整清秀的小字，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从未写过一个草字。其实，胡滨治学，同他写字一样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不仅博采国内的资料，而且广泛利用外文资料，对比考证，力求准确。对于引用的资料，他总是反复核对，绝不马虎。他常说：“写东西一定要有科学态度，真正对学术和读者负责。”因此，他对合撰者的文稿，也都严加审核，并一一查证各条引文的出处。

胡滨在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都有新颖独到的见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研究重点是戊戌维新运动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戊戌变法》、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等专著，以及他编写的讲义和在《光明日报》《新建设》《文史哲》等报刊上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当时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戊戌维新运动被视为改良主义运动。胡滨虽不能越出这个总体框架，但却肯定这个运动是爱国救亡运动、思想革新运动。其译著《列强对华外交》和专著《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以及《1895年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的内幕》《美帝国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及其侵略性》《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铁路利权的阴谋活动》《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等论文，则集中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揭露，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出现了自由讨论的民主气氛，胡滨禁锢已久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他发表多篇论文，翻开了他在洋务运动研究方面光辉的一页。胡滨认为必须对洋务运动加以正名，从1979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洋务运动研究一年》《论洋务运动的性质》《洋务和洋务派简论》《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洋务派与中国近代工业》《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论晚清的江南制造局》《论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开平矿务局看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甲午战争前的北洋海军》《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从洋务运动看中国近代化早期的特点》等10余篇论文，并与李时岳合撰《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从各个方面对洋务运动进行了客观理智的深入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新颖的见解。他的这些见解，奠定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评价的基础。

胡滨在学术研究、译介工作上成绩突出，不断给人带来惊喜，有人说这是他的聪明所致。其实不然——这是他一生刻苦敬业、辛勤努力的结果。关于做学问，他说：“读书人每天要保证10小时伏案工作。”他自己一周的安排是：其中的6天，每天伏案10个小时；剩下的1天，半天洗衣服，半天写信。在谈到英语学习的时候，他主张应该先学听说，再学读写，肯下功夫才是最重要的。他自己学英语有一定基础后，每天坚持背200个单词，一张纸上正面写单词，背面写这些单词的英文释义，哪怕去厕所，都要拿着背几个。有学生问他：“背那么多不忘吗？”他说：“怎么能不忘呢？忘了再背一遍，200个单词忘掉100个，还剩100个。你就背20个，即便都记住了，不也就20个吗？这要靠毅力，没有毅力做不到。”由此可见，胡滨的读书学问之道，就是刻苦敬业、勤勉自励、锁定目标、奋力前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正是凭借着勤奋，胡滨译出的资料和著作不仅选材精当，文字优美，而且力求合乎国人的语言习惯。对于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他尽量使用国人习惯的称谓，力求避免因简单的音译而造成阅读的障碍。因此，他的译作被学界广泛引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提携后进 品格照人

“文革”十年，教师和其他行业一样，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原样不动。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按比例提升各行各业的工资待遇。大约是1980年下半年，山师历史系进行了第二次（或第三次）工资调整。胡滨找到当时参与工资调整的青年教师郭大松，张口就问：“你知道系里又讨论涨工资的事了吗？”郭大松说：“听说了。但不是大家都涨，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评，评上谁谁才能涨。领导说很难办。”胡滨听了后说：“是很难办，不过咱们教研室的教师‘文革’后一个都没涨过工资。老宋、宏生都该涨一涨了，他们生活比较困难。我尽管也不富裕，但比他们都强，这些年虽然没涨工资，但毕竟恢复了原先我在东北参加工作时候的工资水平。”郭大松说：“噢，可根据我知道的情况是咱们教研室恐怕摊不上两个名额，要是只有一个名额，那谁优先呢？”胡滨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老宋。他年龄大，家里生活更困难一些，两个孩子，爱人在伙房工作，工资很低，还有个乡下的岳母在这养着。”老宋，指宋青蓝老师；宏生，就是李宏生老师。

胡滨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同事，在业务上更是“传帮带”，竭力提携后进。改革开放后，社会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校教师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教学和科研。但长达10年的“文革”使高校教师的业务荒废了许久，突然回过头来做研究，一时难以理清头绪、找准方向。那时，胡滨见有的教师整天埋头写通俗读物，就规劝说：“普及类读物可以写，但不能总是写这种东西，要做认真的研究，把通俗读物作为副产品。只写一些通俗的东西，时间长了，笔就生锈了。”

大家都知道胡滨的英语很好，但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学一般专业的学生学的大都是俄语。因此，在“文革”前，胡滨的这一优势根本无用武之地。从1979年带研究生开始，他一边自己从事英文资料的翻译，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还比较匮乏的英文资料，一边开始教授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生专业英语，并有选择地教授专业翻译技能。

改革开放初期，不仅高等院校师资不配套，中学大多也都缺乏合格的专业教师，很多学校的教师都是“临时抱佛脚”安排的非专业人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约在1986年，国家教委委托有关高校教师编写培训中学教师的专门教材，其中中学教师合格证书考试用教材《中国近代史》，指定由胡滨主持编写，《世界近代史》则由刘祚昌主持编写。接到任务之后，胡滨与刘祚昌商定：要利用这个机会锻炼和提携后进。于是，《中国近代史》就由王守中主编，郭大松和孙占元参编。为了给国家教委一个交代，在编后记中加了一句“本教材最终由胡滨同志审定”。事实上，这本教材从章节划分、具体写法的敲定到最后定稿，胡滨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胡滨不仅在生活上关爱同事，在学术上更是善于团结合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原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逐渐满足不了学界的需求，于是学界开始组织编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胡滨曾受邀编撰有关洋务运动的内容，但他拒绝了。得知这个消息，有人就说胡滨目中无人，不愿与人合作。一次碰面时，郭大松问起这件事情，胡滨直截了当地说：“没接这个任务，推掉了。”郭大松说：“是不是可以先接下来，慢慢做。”他的答复很干脆：“这套资料体量太大，光外文文献就数百万字，筛选、翻译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你能翻译吗？”一句话问得郭大松语塞。胡滨见状，接着说：“我们这里现在几乎没人能做，做不了的事情，不能贪。要经得起诱惑，不要耽误别人做。如果我接下来，挂个主持人的名号，然后到处求人帮忙去做，那就不如干脆让有能力的人去做。”这显然不是什么“目中无人、不愿与人合作”。

事实上，胡滨在学术研究上是个很愿意合作并善于团结协作的学者。前述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一书在编写之初，胡滨就承担起实质上的教材主编的工作。在该书第一次修订再版时，胡滨不仅坚持写上参加讨论定稿会议人员的名字，而且将稿酬平均分配给他们，却把自己的那份和修订再版的稿酬一起捐献给了山师幼儿园。

胡滨的代表作《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是他与李时岳长期合作的结晶。那时学界称这本书是李时岳出观点，胡滨出材料，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胡滨与李时岳的学术合作，既有学术思想观念上的志同道合，也有同行间的友谊与团结合作精神的支撑。胡滨一生爱岗敬业、成绩斐然，但并不是说他的学术研究无可挑剔。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撰写并出版了《卖国贼李鸿章》一书，将李鸿章定性为“卖国贼”，这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日益感到当年的“幼稚”，决定重新评价李鸿章。为此，他搜集了国内外关于李鸿章的已有研究成果，拟定了详细的撰写提纲，准备重新撰写，并客观全面地评价李鸿章在中国早期近代化中的作为，以纠正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错误历史认识。

正当胡滨踌躇满志，准备在新形势下“大展拳脚”之时，他却病倒了。由于身心受到长期的折磨和过度的劳累，心肌梗塞、脑血栓和直肠癌一齐向他袭来，并于1996年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