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文坛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是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英文版由亚马逊以纸质版和电子书同步发行的方式，推介给全球183个国家的读者。他的《带灯》英文版也于同年出版发行，而《废都》英译本于2016年面世。此外，他的《古炉》《带灯》的法语版、《高兴》的意大利语版也即将出版。目前，《极花》正被翻译成德语和西班牙语，《废都》《怀念狼》正分别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瑞典语。如此高密度、多语种的对外翻译不独贾平凹一人，而是中国当代作家走向世界的常态。

文学“走出去” 作家译者群星闪耀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外的影响力日益提升。“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当代文学作品取代历史类成为海外馆藏中国图书的龙头，极大地彰显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绩。在过去3年时间里，一大批当代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出去。据中国文学英译推广网站“纸托邦”上的统计，仅小说一类就有70多位作家的80余部/篇作品翻译成英语出版，其中绝大多数是纯文学作品，而且翻译出版与国内出版之间的时间正在缩短。被译介的作家中有很多是文坛宿将，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余华、苏童、毕飞宇、格非、马原等，也有后起之秀，如韩寒、阿乙等，可谓群星闪耀。他们被译出的作品既有《透明的红萝卜》《褐色鸟群》《西海无帆船》《温故一九四二》等昔日精品，也有《带灯》《第七天》《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近期佳作，可谓异彩纷呈。

译者阵容也十分强大。有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罗鹏、白睿文，英国汉学家韩斌，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等，他们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在翻译界良好的声誉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是中国当代纯文学作品域外接受的保证。他们身兼翻译家、评论家、研究者的多重身份，使其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意见领袖；他们作为译介主体同时又是目标语读者“自己人”的效应，使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易于产生好的接受效果。同时，他们也培养、带动了一批年轻人进入到翻译队伍中来，扩大了中国文学的海外译者群。

文学“走进去” 译出后评论紧跟其上

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一方面要依赖翻译，将更多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使其流通范围超越自己的文化原产地，即“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对翻译出去的作品进行研究、诠释，让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去”，成为他国文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施以影响，给其带来启示启发。因而，作品翻译出去以后，还要有评论紧跟其上，这样才能巩固翻译的效果，真正实现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一部文学作品翻译出去以后，如果不对其进行解读、阐释，就不能被域外读者很好地理解，作品也难以延展其生命力。解读、阐释的内容包括这部作品反映了中国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凸显了哪些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怎样的风格和做派，它为世界文学带来了哪些新的质素，其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价值表现在哪里。

贾平凹曾说：“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走得更远一些，使不同语言的读者都能读到它。”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到域外以后，要想不断地激发国外读者阅读的渴望，就需要文学评论阐说清楚这部作品好在哪里，其内在价值有哪些。举凡成功传播到国外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引起国外评论界关注的作品。1991年贾平凹的《浮躁》英译本由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一股评论热潮，当年就有书评在《新书推介》、《柯克斯评论》《纽约时报》《图书馆学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1992-1993年又有数篇评论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威尔森图书馆学报》《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今日世界文学》等杂志上登载，评论者有书评家索尔斯伯里、汉学家金介甫、华裔学者王德威等知名人士。多维度的阐释增进了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2003年，《浮躁》又由美国的格罗夫出版社发行了平装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的范围。《浮躁》之所以在英语世界表现出持久的影响力，和翻译出版后对其的不断解读、阐释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作品翻译带动作品研究，以作品研究推进作品翻译，建构起良性的传播循环，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后活跃地存在于其他文学体系的法宝之一。

中国文学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当前，国家形象塑造备受重视，而文学传播对于国家形象塑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阅读一国的文学作品形成对于该国的印象，而国家也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传播着自身的形象。文学艺术堪称国家形象的名片，它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讲述人类共通的情感故事，能够有效地拉近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的距离。

贾平凹传播到国外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变革中的中国形象。他的目光始终聚焦时代大潮中的中国乡村和城市，向世界讲述转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普通劳动者又经历了怎样的沉浮。20世纪90年代译成英语并在国外受到关注的《浮躁》是一部农村改革的史诗，西方评论文章称该小说“以唐传奇的方式讲述了当代改革主题”，“给西方读者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亚马逊中国副总裁艾博儒强调之所以选择贾平凹的《高兴》在世界范围内重点推出，是因为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人公刘高兴是在中国城市扩张潮流中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他在城市里遭遇了很多不幸和悲凉，但他生命里始终有对美好东西的追求。向往幸福是人类的共性，正如艾博儒先生所说：“男人或女人，西方人或东方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都是一样的”，因而刘高兴苦中带甜的现代中国梦能引起世界上不同国家读者的共鸣。《高兴》英文版问世后，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出版者周刊》《柯克斯评论》《图书馆学刊》等纷纷刊文赞赏刘高兴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尽管像刘高兴这样进城务工的农民经受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但他们在困境中执著前行”“对未来充满期待”。改革大时代里的中国农民故事拨动了西方读者的心弦。

当代文学具有动态建构和传递中国形象的功能，在向外传播中能培养域外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帮助扭转和修复被国际社会误读和扭曲的中国形象。贾平凹作品对外传播中塑造的改革中国形象颠覆了西方沿袭已久的停滞中国形象，重塑了阔步向前、发展进步的中国形象。而莫言作品对外传播中建构的不掩盖问题、不粉饰太平的批判与反思性中国形象，则凸显了中国恢弘、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使命，当下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正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之中。（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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