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实”的悖论  

——写在查国华教授逝世一周年

查国华先生逝世整整一年了。一年来各方反应相当沉默，如同本单位工作短暂的普通员工过世那样了无声息。究竟是他没什么好说的,还是人们不愿意说,抑或像我一样不知怎么说？        

去年2月17日，我得到噩耗的同时，接到山师文学院杨院长交给的任务：为学校写一份查国华教授生平，遗体告别仪式上用。几小时后，查先生长子査汪洋在电话里说：“我爸头脑清醒时告诉我妈，我死了以后让魏建给我写生平。魏建最了解我。”我最了解查先生吗？肯定不是。我不是他的授业弟子，没听过他一堂课。他最后住院的五年多里，每当想起查先生，我惭愧不已：又有很久没去探视他了！作为学科负责人，应该经常看望这位本学科资格最老的前辈，而我平均半年才看他一次。然而，就在我疏于探望的日子里，查先生嘱咐家人让我为他的一生做最后的小结。        

为写这生平，我查阅了他的档案。查先生原籍安徽怀宁,与海子（原名查海生）同乡。1930年1月生于文人荟萃的苏州，据说清朝状元四分之一是苏州人。他7岁读新式小学。12岁因战争失学，在乡间读了4年私塾。16岁后在普通中学和教会学校里各学了两年。当了近一年的英文教师后，他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师范学院。        

从档案里可以看出，在中文系第一届学生中，无论古诗文还是外文，他都明显高于一般同学。新社会倡导“又红又专”，但在生活中多是重视“红”而轻视“专”。在众多不“专”的同学中，年轻的查国华是孤独的；在那些出身和思想“红”的同学面前，他是自卑的；胞兄和舅父在台湾，更成了他心灵深处的创痛。       

查国华先生的大学毕业照

大学毕业前夕他终于入团了，毕业后到《山东师院院刊》当编辑，不久又被借调到省高校招生办担任秘书。这都是利好讯息，说明组织上没有轻视他。但好景不长，因没有讲清胞兄在台湾的事，他受到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他回到山师中文系任教，成为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第一代团队成员。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奠基之作，是山师中文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编纂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查国华先生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编写，还编成了其中的《茅盾研究资料汇编》。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茅盾年谱》，始于大饥荒的1960年。他回忆说：当时他一边为两个儿子寻找果腹之物，一边为《茅盾年谱》搜集资料。平时讲课、劳动、政治学习，偶尔有时间写作时，又常常饿得写不下去。饥荒过去后，接着就是越发频繁、持久的政治运动，再加上他治学谨严，使得这部书稿断断续续地写了20多年。《茅盾年谱》出版以后，同行专家交口称赞。对比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年谱的错误百出，这部书稿历经30多年深受学界信赖。仅举一例，该书逐一注明茅盾每篇作品的实际署名——茅盾笔名之多连他自己都弄不清——若不是“家底”摸得明明白白，若不是在浩繁卷帙故纸堆里逐篇核对，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再加上此前孙中田教授与他合著《茅盾研究资料》的编写为人称道，更确立了查国华先生在茅盾文献史料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那一代学界同行中曾流传一段轶事，是说查国华如何因史料资料扎实而“打擂”成功。        

查先生更大的贡献在第一版《茅盾全集》。第一版《茅盾全集》总计41卷，1984年至200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是我所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作家全集。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茅盾全集》编委会编辑室，主要倚重的学者是叶子铭、丁尔纲、查国华等人。编辑室副主任丁尔纲先生告诉我，查国华贡献更大。他自己校注了4卷，校注定稿和参与定稿19卷，参加了编选、注释、校勘、定稿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历时近20年。最后一卷（资料附集）不是茅盾的作品，主要是查国华先生撰写的。        

第一版《茅盾全集》之一部分

最近我看到黄山书社2014年版《茅盾全集》，与原版的差别很小，新版《出版后记》承认：“本版《茅盾全集》的很多工作都是在人民文学版《茅盾全集》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向人民文学版《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和《茅盾全集》编辑室成员过去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汗水致以深深的敬意！”但新版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应像老版那样在每一卷版权页标上该卷校注者和审稿人的名字。这既是对人家应有的尊重，也是人家应有的权利，还是追究责任的依据。我见到的其他作家全集也都是这样做的。否则，如何让后人知道为了老版《茅盾全集》，有多少人，做了多少事，做了多少年？査先生临终前，已患小脑萎缩多年，连儿孙都不认识了，唯有谈到茅盾，语言和思维清清楚楚。多年照顾他的保姆说，他经常出现这些幻觉词语：去北京，作协，茅盾全集。        

査先生从来不是只走“白专道路”的。从年轻到老年，他一直追求着“红”，屡屡受挫却痴心不改，不断与自己的“黑”划清界限，努力让组织和群众看到自己积极、进步的政治表现。后来成了“专”家以后，他还还是一如既往，经常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不断表达入党的渴望。组织上让他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山师支部委员、济南市副主任委员和名誉主任委员、济南市政协副主席。这期间他坚持每年给中共山师现当代文学支部写思想汇报。每次内容都是新的，工工整整誊写，五六千字以上，直到退休前。        

查国华先生退休后，上级批准他加入共产党。在纳新会上，他突然哭了。我在场，安慰他也止不住。他哭了很久，哭声很不好听，也不解释为什么哭。        

我和査先生第一次深入交往是在1986年11月，我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他在北京编《茅盾全集》，来信让我带着一年级研究生同学进京访学。他亲自安排我们拜访了曹禺、冰心、臧克家、秦兆阳、牛汉、陈企霞、陈明（丁玲丈夫）、王瑶等。我原以为是编《茅盾全集》的缘故他才能结识这么多大家。后来从刘增人教授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得知，早在1978年，查先生就带他拜访过曹禺、冰心、臧克家等人。看来这些大家对査先生都很重视，反倒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对他重视不足。        

曹禺（万家宝）先生给查国华先生写的引荐信

1986年查国华先生在艾青家中

査先生逝世一年了，他已经被人遗忘了吗？虽说谁都不免如此，但查国华先生是不是被遗忘得太快了？        

在网上搜《茅盾研究资料》，百度百科、360百科、搜狗百科、互动百科都这样呈现作者：“孙中田合者”。这应是“孙中田、查国华合著”之误。看来，查国华的名字早就开始被遗忘掉了。今后，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网络阅读，有谁能知道《茅盾研究资料》的真正作者？又有谁知道有关茅盾资料权威的那个传说？就像后人阅读新版《茅盾全集》时，有谁还知道其中有查国华先生接近20年的心血？       

这一年的沉默，特别是有关査先生的许多名不符实之事，让我联想到查先生似乎一直没有摆脱“名”与“实”的悖论，求“实”越多，得“名”越少；求“名”越多，得“实”越少。青年和中年时代，他无论政治上还是业务上，都是“实”多“名”少。单说那时人们最重视的共产党员称号，他苦苦追求了大半辈子。很多人都觉得他早就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却一直难遂其愿。晚年的査先生越来越“红”，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表彰，升为济南市政协副主席，经常坐在主席台上……并最终实现了他四十多年追求的愿望。可惜，人们又觉得他“名”多“实”少了。        

也许“实”与“名”本就是一对捉弄人的东西，所谓实至名归、名副其实，只是寄托人们的某种愿望，很难成为现实。        

谨以此文纪念查国华教授逝世一周年。        

                                               2017年2月16日定稿